参考答案: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经过: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的。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使“左”的方针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全面内乱: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林彪集团覆灭: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纠正极左思潮: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等措施,解决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大大突破指标的问题,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他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的压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在农村,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
同“四人帮”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全面整顿: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
粉碎江青集团: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
这种不满像火山熔岩一样不可压抑的迅速喷发,是由“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花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震天动地的感人场面。当时在广场上争相传抄、凝聚着爱和恨的那些诗词、传单,庄严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心声。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被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恩来逝世后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教训: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这些错误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正因为如此,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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