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答案: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新京报徐明轩： “重教轻罚”体现了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也是法治文明的体现，但像韦某这样第一次杀人时，因为不满14周岁而逃过法律责任;虽然持刀伤人被判6年刑，但那是未成年人期间，不构成“累犯”。立法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出发，却在这个个案中一笔抹杀了韦某的所有“前科”，包括故意杀人这些严重暴力罪行(未到承担刑事责任年龄，并没有排除杀人的违法性)。立法对于这种主观恶性极大，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的未成年犯罪，是否应留下“但书”的空间?其次，未成年人减刑往往“适当从宽”，但是对其“再犯可能”应有科学的评估，要把这道闸门关紧，防止其出狱之后报复社会。像韦某这样出狱不过两三个月，就犯下极端凶残的暴行，这也是提醒其原服刑单位，对于未成年人改造和减刑，不能简单地例行公事。的确，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面临一个“两难”，这主要源于中国跨越式的法治发展，不同法治发展阶段的问题被压缩在一起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在尚未充分承担“保护”职能的时候，就面临“袒护”的质疑。面对这起案件，中国未成年人司法机制应有所反思。
@人民网胡欣红： “孩子犯错误，连上帝都会原谅”。考虑到未成年人身心均未发育成熟，犯罪往往不是主观恶性作祟，而是因为不谙世事，受到社会的不良诱惑所致。因此，对于具有极强可塑性的未成年人，不宜痛下杀手。而且，“重教轻罚”体现了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也是法治文明的体现。但是，学坏容易学好难。倘若相关各方能齐心协力把孩子教好当然是好的，可对于那些主观恶性极大，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的未成年人，教育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因此，必须积极寻求对策来应对感化教育失败的后果，而立法严惩无疑是最佳弥补措施。否则，对那些家里管不好、学校管不了的“问题少年”来说，犯罪成本非常低廉，未成年人施暴就会演变成“法外之地”，甚至形成可怕的“破窗效应”，陷入恶性循环。“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青少年犯罪低龄化成为不争事实的今天，法律不宜片面强调施暴者作为未成年人的特殊权益，要知道，严肃惩戒施暴者才能保护更多的未成年人，也包括警醒挽救那些容易滑向犯罪深渊的问题少年。
@蒋萌：14周岁以下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未成年人犯罪减轻处罚，这些法制善意却被一些少年恶棍所利用，在有恃无恐心态下，进一步危害社会。像本例中的韦某，先掐死一名男孩，又持刀伤害一个女孩，再奸杀一名女孩，法律对韦某的仁慈与宽厚，“代价”却是不断有孩子遭其毒手。试问：那些受害孩子的家人会如何看待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法律是否真的为他们主持了公道?面对少年累犯层出不穷，恶性案件令社会震惊，一律“刑不上少年”的法律是否应当有所调整?此外，劳动改造的关键是改造，让服刑者能够重新做人，在回归社会后至少不再危害社会。但现实中，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罪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之中，固然有恶徒本性难移的因素，但改造的不成功、如何使刑满释放人员融入社会也是十分现实的问题。预防犯罪，尤其是预防重复犯罪，恐怕不能仅靠刑满释放人员“自觉”。有关部门能否提供一些“复健”性的培训与工作，持续督促并帮助有关人员融入社会。有关工作肯定存在不小难度，但难度不是不作为的理由。
不得不说，当看到如此残忍的事件发生在一个刚满19岁的孩子身上时，除了惊讶之外，更多的是痛心。想想，惨遭毒手的小女孩，她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犯罪分子，没有丝毫恻隐之心，这种冷血与残忍，与他们的年龄极不相称，思维正常的人们更无法理解这种凶残与暴戾。
据了解，嫌犯韦某还是一位刚减刑释放的“惯犯”，他曾于2010年在其家乡掐死一名男孩，又在2011年因持刀伤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而在2015年11月猜减刑释放。小小年纪，却如此作恶累累，怪不得人们会呼吁“严惩不贷”，说实话，这样的人如果不加以严惩，还不知道以后会残害多少无辜人。而这也让我们对未成年人犯罪引起思考。
虽说未成年的孩子绝非天生恶人，他们之所以作奸犯科，往往是因为涉世未深，不明事理，只要家庭、学校与社会善加引导，应该能够改过自新，走上正道。但是，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性质的越来越恶劣，如何通过法律途径严惩恶性犯罪的未成年人，是一个必须正视的话题。
所以，有必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更加细致科学的划分未成年人的年龄阶段予以区别处罚，特别是主观恶性较强的恶性犯罪，更应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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