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答案:
中国考古学的现状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仅裴文中于1947～1948年前往甘肃、青海进行过史前遗址的调查。从1928～1948年，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尽管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未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终于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并出版了《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裴文中）、《城子崖》（梁思永等）、《良渚》（施更昕）、《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苏秉琦）、《罗布淖尔考古记》（黄文弼）等着作，以及《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等刊物。尹达在延安期间，撰写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这段时间，有些学者对甲骨、金文、简牍、墓志等铭刻资料进行了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郭沫若旅居日本时所着《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书，为甲骨、金文的研究作出卓越贡献。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对甲骨学研究也有较大推进。
50和6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但大面积揭露的遗址尚不甚多，各地田野工作的发展不平衡。近年来，几乎每个省都曾选择保存较好的史前遗址进行重点发掘。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仍然较多，近年揭露面积一两千平方米以上的遗址不下10余处，其中姜寨遗址和大地湾遗址已发掘一两万平方米，分别发现一二百座房基。王因遗址和陶寺遗址则发掘了八九百座墓葬，柳湾墓地多达1500座。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也有多处遗址发掘，面积在数百平方米以上，关庙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草鞋山遗址和石峡遗址曾发掘一两千平方米。工作量最薄弱的西南边疆和北方沙漠草原地带，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例如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就揭露了数十座房基。各地在此期间大面积发掘和勘察的重要遗址还有：登封王城岗城堡、淮阳平粮台城堡、二里头宫殿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黄陂盘龙城遗址、周原遗址、纪南城遗址、曲阜鲁城遗址、凤翔秦国宗庙遗址、居延烽燧遗址，以及汉唐两京的某些遗址。还发掘许多结构复杂、埋葬丰富的大型墓葬，例如随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广州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以及范围很大的秦兵马俑坑等。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工作规模之大，都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更加完善，已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50年代初期，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曾被西方考古学家誉为考古发掘方法的新进步。多年来，中国的细致考古发掘，一直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广泛好评。考古工作者进行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比较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进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它们的整体规划，先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至于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古代建筑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也能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在清理许多大型墓葬的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较好地保存下来；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的矿场、铸铜和冶炼作坊、烧制砖瓦和陶瓷器的窑址，以及造船工场、沉船、桥梁等。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的田野考古已经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
考古学的趋势
考古学不再是一门冷僻的学科，人民大众关心考古发现成果。博物馆门可罗雀的局面也被彻底改变，成为城市的独特名片、老少皆宜的文化活动场所。首都博物馆的《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吸引了36万公众的目光。为促进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与利用，有效发挥大遗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国家文物局已公布两批24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包括周口店遗址、秦始皇陵考古遗址、大明宫遗址等。考古遗址公园是指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对考古类文化遗产资源的一种保护、展示与利用方式。这种全新的模式是文物部门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改革探索成果，为国内考古遗址保护提供更为开阔的思路，同时也为考古遗址保护和文化推广传承之间搭建了平台，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说：“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中国考古队伍也开始走出国门。2012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所合作开展了“中亚考古”项目，对乌兹别克斯坦东部费尔干纳盆地的格切佩古城遗址进行了5次考古发掘，该遗址位于张骞当年出使西域的折返之地。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对该城址内的地层堆积、文化层的分布以及城址的结构及其变迁等有了新的认识，充分展现了中国考古学的水平。
2016年6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期间，特意接见了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考古工作和遗产保护的中方代表。习近平的接见，充分反映了他对中乌两国考古合作的重视，对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的重视，这正是古丝绸之路的精神内涵所在，也是对中国考古学的肯定，并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考古学存在的问题
新考古学在中国
新考古学1960年代首先兴起于北美，19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通过张光直先生的《考古学专题六讲》等以及不断增加的走出去机会，而有所接触和了解，1990年代曾经掀起过译介、讨论和探索的一个热潮。那么，20多年过去了，现在新考古学在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如何评价这种状况？在此，有几个前提性问题需要予以明确。
首先，新考古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考古学具有整体性的一个发展阶段，是诚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所指出的包括研究目标、方法、理论的整体性研究范式的迭代；其次，新考古学不是否定传统考古学，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俗话说不破不立，当年新考古学为了确立自身的地位，曾经对传统考古学进行了比较猛烈的批判并受到激烈的反弹，现在回头看来，新旧双方都有过激之处，新考古学的学术目标也并未完全实现。因此，新与旧是相对的，新考古学的出现是兼容性整合性的学科发展。新考古学的一切研究都是建立在传统考古学追求的更加精确的考古遗存分类和时空框架基础上的。
如果试图对新考古学做一比较全面的表述，我认为它是力图像自然科学那样，以考古遗存来研究人类的物质性遗存、行为模式、社会组织和文化的适应、演变等问题，试图寻找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学法则的新的科学范式。因此，新考古学非常强调调查、发掘等资料获取、信息提取和论证过程的逻辑严密性与实证性。
当前中国考古仍处于新旧考古学的结合部，时空框架和文化史重建仍然是主导多数考古工作的主流范式。当然，一些有条件的工地和机构也上了不少科技手段，相应地设置了一些属于新考古学范式下的学术课题，但总起来说是重视技术手段胜于方法，重视方法胜于理论，新与旧仍有对立感，仍缺乏问题意识、理论自觉与研究深度，缺乏国际视野及学科发展的整体观念，尚未完成阶段性的整体跨越。
其实，新考古学除了研究的问题与目标的变化之外，更重要的是围绕探索的问题的方法探索和理论自觉。新考古学最精彩的部分是其提出的“中程理论”，这是联接其所提出的新的问题、学术目标和更加精确的考古材料的中间桥梁，除了宾福德等探索的埋藏学、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等，包括张光直先生等介绍的聚落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以及大量科技手段所代表的科技考古学等，都是类似传统考古学中的地层学与类型学那样的中程理论武库中的构成部分。
所以，新考古学又被称为过程主义考古学。我理解，这“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考古学所努力探求的已逝的文化过程；而是其研究过程的科学性。这些是中国考古发展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和自觉的。
关于公共考古学
近些年公共考古热，考古界甚至言必称公共考古，不少机构设立专门部门和人员编制，举办会议，开展活动——公共考古已然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公共考古≠公众考古。公众考古有两个方面：一是考古学家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二是让公众参与某些考古活动。公众考古只是公共考古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基础部分之一，但不是全部。考古资源属于典型的公共性资源，考古学家的发掘和研究只是发挥资源价值的其中一环，公众考古也是一环，当然还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未来的人）与其他发挥作用的方式，因此，还应该形成包括考古学家和公众在内，对考古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科学的社会性可持续发展的循环。这是公共考古的核心。
其次，公共考古≠公共考古学。公共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公共考古则是包括考古人在内的相关方面围绕考古资源开展的相关活动和社会实践。公共考古需要公共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支撑、指导。目前我国的公共考古主要停留在知识普及与社会活动以及考古资源管理等层面。就考古学家来说，应着力发展公共考古学并着重于以下着力点：完善公共考古学理论方法以加强对公共考古实践和遗产保护利用的学术支撑；完善考古学的职业伦理道德建设；加强考古知识普及；加强考古信息公开与资源共享。公共考古学应该关注以下议题：考古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政府、社会、专家、公众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考古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法律、制度安排与学术、社会活动等等。
正如新考古学对传统考古学的批判、批评，既达到构建自身、学术自立的目的，也促使了传统考古学的反思和转型，对年代学与时空框架、文化及其要素的谱系研究更加深化。今天，公共考古学实际上对考古学和考古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乃至批评，这种批评既对考古学的变革构成促进，也使得公共考古学成为当下最具潜力的考古学新兴分支学科之一。与新博物馆学相比，新考古学相对缺乏社会关怀而主要专注于学术进步，公共考古学正好可救其弊。公共考古学的批评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对新考古学等的批评不完全相同，而和当年新考古学对传统考古学的批评则颇有几分相似，主要是关乎考古及其资料应用与链条的拓展及理论与方法的完善，而和中国国情及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公共考古学尤其值得重视。
关于中国文明探源
文明形成一直是中外考古学关注的重大课题，在不同发展阶段研究也会各有侧重。鉴于中国文明确实是中原为主兼容中外相关要素形成的，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认识中国早期文明的来龙去脉及其特点，对我们把握当下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特点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当前集中开展中国文明探源是非常必要的。
当前中国文明探源需要更精确的时空框架、要素标准、发展谱系、过程机制、跨文明比较，需要注意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等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传统考古学、新考古学（过程主义考古学）、后新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公共考古学等各种理论方法，因此，中国文明探源课题是各种理论方法的交汇地带和试验田。
中国文明探源是形成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和中国话语的重大机遇。中国文明本体和形成与演进的具体过程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且保留着与历史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内在连续性。因此，中国文明探源在被新材料、新发现牵着鼻子走的同时，更要加强理论分析和理论创新，有可能提出包括要素标准以及特点等在内的更具整合性的解释框架，乃至文明形成的中国模式和理论方法的中国特色。
现有具指导性与文明形成的标准和相关的概念基本上是从西方翻译引进，中国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概念比如大一统、多元一体、古国方国王国帝国等，但两套概念和体系均缺乏中国语境下的精确界定，结合中国材料的系统论述，更缺乏跨文化跨文明的比较研究。因此，中国文明探源应加强理论自觉和方法探讨。
再一个是应重视历史文献与传统观念中与国家社会等有关的概念的现实所指与现代学术意义。比如文献中都邑聚乃至国家本身等概念，远在现代考古进入中国之前早就存在，既有中国特色也有与现代考古学相似的社会文化内涵。都邑聚等概念不仅有聚落大小上的区别，也有发展阶段乃至标准的意义，“聚”可以说是农业社会诞生之后才有的自然村落，“邑”是有了宗庙等公共建筑和复杂文化之后的更高级的聚落，“都”则是超越农业和血缘要素并具有工商和社会管理功能的大型聚落，也可以视为文明或者国家阶段的中心聚落。这种传统中国对聚落的分层分类，和现代考古关于国家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聚落划分等有契合之处，也和文化、文明的西方概念所指具有内在相通性。文化（Cul⁃ture）包含人工与耕作等底层意义，主要指农业聚落的发明创造，文明（civilization）有公民、公共的本意，是超越纯粹血缘关系的复合性社群集中到一个聚落或者地区才可以达到的，中文古代文献中的“都”完全符合考古与西方文化观中的文明定义。包括“国家”二字本身，尽管现在我们通常以之指代现代民族国家或者文明起源研究中早期复杂社会的人类共同体，这两个汉字不仅形成很早，而且各有其义并常常连用。家是定居并饲养牲畜的血缘性生产生活组织，国则强调被城墙保卫起来的特定地域，两者并用时，不仅指血缘基础上整合了地缘的组织管理方式和发展阶段，也暗示着中国国家文明建立于家族基础之上并有家国同构的特点。家与国的结合，正是传统社会发展到文明阶段的标志。因此，中国文明探源应紧紧抓住大型聚落自身的功能性质及其与所在区域及外部世界关系这一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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