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渊明生命历程看桃花源思想的形成？

参考答案:作为文学大家，陶渊明的文学造诣在同代文人中首屈一指，无论是诗赋还是散文，都在当时文坛独树一帜。那妙语天成的田园诗，让人感受到了污浊社会之外的一丝惬意，一丝恬淡；那妙手偶得的文赋名篇，都是真情真意的自然流露，一扫魏晋文坛“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玄谈文风，沿袭了先秦两汉诗歌的古朴淡雅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给陷入泥潭的魏晋文学注入了无限生机，也为唐宋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文才固然是扬名立万的前提条件，而真正让陶渊明流芳百世的则是他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高风亮节和他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对未来独具慧眼的认识。崇高的理想和不懈的追求使陶渊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根据陶渊明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我们大致可以把他的思想历程分成三个阶段：即以《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为标志，分为归田前的仕宦、归田后的躬耕和57岁以后的晚年。陶渊明从早年的积极入世，急切渴望建功立业到中年的心灰意冷、笑傲田园，再到老年的彻底否定现实社会，回归桃花源理想，这恰好是他一生坎坷遭遇的的真实再现，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给予他生活的无奈，必然会促成其思想的发展。 一 虽然陶渊明被钟嵘冠以“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盛名，但在归田之前，特别是少壮时期，他还是积极渴望登朝入仕的。其出仕所追求的是君臣遇合的政治理想，在《命子》中感叹“御火勤夏，豕韦翼商”，“桓桓长沙，伊勋伊德。”热情赞美了一些功勋昭著的贤臣先祖，希望自己也能够辅佐圣君大展鸿图，将全部身心报国报君。因此早在15岁时，这位有为少年就高唱“养色含津气，粲然有心理”，开始了人生价值追求的里程。他曾在《咏三良》中感慨“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以三良之迹表明自心，期盼自己能够为君所私，发挥才智，实现理想。 但残酷的现实往往事与愿违，陶渊明虽有鸿鹄之志，却苦于报国无门，才华横溢的他时时处处饱受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压抑。然而现实却沉重地打击着陶渊明。东晋王朝偏安一隅，割据势力猖獗，王室与士族的争斗，加重了频繁的战乱，沉重的赋税徭役，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了人民的流离失所。儒学的衰弱，玄淡的恣肆，宗教的泛滥，导致世风日下。更可悲的是，反动的门阀制度，道貌岸然的“九品中正制”使一大批像陶渊明那样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的文人被排斥在朝廷之外，这样的社会现实无疑给陶渊明“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泼了一盆凉水。从少龄立志，青年欲飞到浓雾风阻，展志无望，陶公思想的苦楚是可想而知的。 党争和内战，阶级矛盾激化，政局混乱，社会现实黑暗，种种原因使得陶渊明怀才不遇，在迷惘徘徊中苦寻人生之路。具体地说，当时摆在失意的陶公面前的道路有三条，其一是学韩非冒险行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强逞其才而自取灭亡，这种以卵击石，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愚蠢之举，显然不是贤能之人所为。其二是像鲁二儒那样，彻底隐居，终身无为，这不失为一条出路，也符合当时的隐逸之风，但这条道路似乎与陶渊明进德修业的志向相去甚远。于是乎，他选择了从政不可为，转志而继续进取的第三条人生之路。陶渊明以屈原自况，在“逢世多疑”，无法实现自己远大理想的情况下，努力克制专意求仕之念，确立从文志愿。《五柳先生传》中“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便是他由从政转向从文的反映。 不过，虽然陶渊明发表了“酣觞赋诗，以示己志”的立志从文宣言，面对动乱的社会现实，他已对入世“大济于苍生”之路存在种种疑虑，甚至丧失了信心，但他毕竟是传统伦理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封建文人，深重的历史责任感使他决不轻言放弃，此时的陶渊明对仕途仅仅是失望，尚未彻底绝望，他立志从文，却又不时流露出重返仕途的渴望，因而确定了从政从文的双重志愿，走上了亦耕亦文亦政的道路。 真正地与官场决裂是陶渊明高呼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挂彭泽令印而去。他自己解释此举为“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其实，不为五斗米折腰，耻事乡里小人只是个借口，陶渊明的离去实则是对让他一次次失望的社会现实的另一种抗挣。长期的现实生活磨砺使他深深地体会到，尽管“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田间劳动辛苦异常，但比起在污浊黑暗的宦海中颠沛流离，饱受封建门阀制度的欺压，则“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田园生活无疑是一种美的享受。“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的怡然自得和“三宿水滨，乐饮川界”的无限喜悦，促使其“转欲志长勤”的志向更加坚定。陶渊明正是在这样的生命历程中写下了《归去来兮辞》宣称返回田园，而后又写了《咏贫士七首》，再宣其身居田园，力耕笔耕的志愿。 二 曾有学者认为陶渊明归园田居是逃避现实的消极隐逸思想，但陶公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写到：“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表明自己本来就是远离世俗、向往无拘无束田园生活的，在官场待了这么多年，只不过是自己误入尘网中，现在复得返自然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必然结果。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绝不是消极无为的，在桃花源思想形成以前，他的主导思想始终是建功立业，对于一个立志为善的人，即使面对的是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他也绝不甘于寂寞，总要寻找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和办法。陶渊明虽然身在田园，过着“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的闲逸生活，多次拒绝朝廷的征召。但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始终深切关注着国家和社会，并且经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一堂，畅所欲言。陶渊明时代的东晋官场已经极端腐败，蝇营狗苟，构陷倾压，到处潜伏着杀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正直文士无以立足。陶公深感身在仕途不但不能实现人生价值，反而要被迫随俗浮现，卷入桓玄、刘裕之流野心家的政治斗争旋涡，这对于洁身自好的人来说是何等痛苦！他也曾试图以自己的才华来改变这种状况，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又有何能力挽救颓局呢？现实的无奈使他不得已而离开樊笼般的仕途，回到了农村。以归田代替无为的隐居，在政治上建树无望，则立志于追求文学事业上的成就，以求诗文传世。 从执着于政坛上的苦心经营到归园田居，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渴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新自然生活，虽然这种追求与陶渊明晚年所构建的桃花源社会理想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就他思想意识的整体而言，这种变化却是其中的重要转折点，是桃花源思想最终形成的重要基石。我们从《桃花源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陶渊明建构的桃源社会虽然美好，但无论是自然环境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还是社会环境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都是陶公农村生活经验的真实再现。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岁荒墟。”刚从官场归来的陶渊明无疑是满心欢喜，享受着无尽的天伦之乐。但是，归田就能远离世俗，过上真正无忧无虑的生活吗？混浊的社会现实给予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东晋王朝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世族权贵的支持才得以建立的，所以在政治和经济上也必然要维护他们的利益。“举贤不出仕族，用法不及权贵”。世族权贵掌握着大部分的田林湖泽却可以倚仗特权免于赋税，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生活的费用就全摊派在中下层劳动人民身上。归园田居的陶渊明自称拥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比起普通农民来，生活应该是很不错了。但事实呢？陶公早出晚归，辛勤劳作，换来的却是几亩薄田“草盛豆苗稀”，终年辛勤劳作，得到的却是“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生活境况。待到在戊申岁六月住宅遇火后，他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几陷贫病交加之绝境。一个中小地主的生活尚且如此，则饱受赋税、徭役、兵役摧残的普通农民的生活状况就可想而知了。耕植不足以自给的现实深深地刺痛了陶渊明，田园乐土不再美好，迫使他不得不对这个社会重新认识。农村远离官场，却仍不能幸免于战乱和阶级剥削带来的深重灾难。司马氏的统治让人民无立足之地，取而代之的刘宋王朝，百姓生活依然朝不保夕，这绝不仅仅是这个社会的错，其罪魁祸首不会是某个朝代、某些人的统治，而应该是整个的封建社会制度及依附于这种制度下的门第观念和吃人礼教。有了这种全新的思想认识，陶渊明的人格得到了升华，桃花源思想的形成和逐渐完善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 从官场到田园，是陶渊明生命历程中的重大抉择，但无论出世还是入世，他始终无法摆脱封建枷锁的禁锢，到了晚年，现实生活日益艰辛，更使他清醒的认识到只要封建社会制度存在，无论身在何处，都无法摆脱其毒害，要想摆脱苦海，光靠不满现实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就尝试着从各个领域，不同角度，方方面面，完全彻底地加以否定，直至把社会现实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加以否定，直至否定最高统治者。只有彻头彻尾地否定污秽的现实，从现实的对立角度来构制理想的社会图景，才能建构出美好的社会生活。反之，只有构制了与现实完全不同的理想社会，才更能深刻地认识现实，自觉地从更高的层次上否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追求理想社会为出发点的全面否定现实之日，便是桃花源思想诞生之时。生活现实给了诗人什么呢？是终生困厄，无限的痛苦，他充分认识到封建制度只能是念善者的悲剧，必然的悲剧，因此，陶渊明从自身的遭遇到社会变乱各个角度，对整个社会发出了愤怒的斥责和诅咒。陶公否定社会现实的广泛性在于：即使是寄托理想的田园也最终使他失望了，断续十几年的仕途生活，使他对官场失望了，但他还没有对社会现实完全否定，他满怀喜悦地归园田居，把农村当作与上层社会相对立的乐土，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为信条，躬耕田园，可结果却是连养家糊口也不能，这使他对田园也同样的失望和否定。如果说官场的失望尚有田园为退路，那么田园的否定又退向何方呢？既然现实中没有出路，那只有在理想中另寻他路，由田园到桃源。 如果说陶渊明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通过自身的不幸遭遇控诉并上升到对社会现实全面否定的思想高度，为桃花源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那么，《感士不遇赋》则更把这种被否定的社会现实纳入历史范畴的一种社会制度进行总体批判，大大加速了桃花源思想的确立进程。全赋以“士不遇时”这个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中心，对社会现实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批判，语气强烈，感情激愤，态度鲜明，锋芒尖锐。在赋中，陶渊明认为：自古至他生活的时代，人类经历了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轩唐”、“炎帝帝魁之世”的原始社会，人民“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移情”，一种是“物群分以相形”的所谓阶级社会，政治庸朽，社会风气污浊，人才受压抑，进取无路。通过与无剥削、无压迫，抱朴守静的“轩唐”、“炎帝帝魁之世”相比照，陶渊明对封建社会制度彻底否定，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抨击，他认为现实社会制度已庸朽到无法补救的地步，任何改革都只能是隔靴挠痒，于事无补，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只能是与原始社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桃花源社会理想。 《桃花源诗并记》便是以这样的社会背景，在全面否定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从正面推出了“社会现实之有，而桃花源必无；社会现实之无，桃花源社会必有”的桃花源理想。陶渊明以形象化的语言描绘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活安闲、人际关系和谐自然的理想世界，这里“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没有现实社会中的虚伪欺诈，压迫剥削。四时运行，自动成岁。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切都是依顺自然的规律进行。生活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活于其中的百姓，童孺纵歌，斑白欢游，精神和物质都很富裕充实，人人怡然自乐。这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桃源仙境，桃花源俨然是一个与现实迥异的小社会，在这里能够做到均劳逸，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上下有理，少长有仪，令人向往，却又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地方。虽然桃花源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许多景物都是现实生活中寻常可见的，但因为他是一块摆脱了朝廷控制，远离了战乱和世俗扰攘的神秘乐土，所以给人以极不寻常的印象，这块乐土便是陶渊明寄寓了最高希望的理想天地。 桃花源理想实际上是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要求，描绘了一幅淳朴安乐的乌托邦图景。在那里，人人劳动，人人享受，没有剥削者和统治者，也没有受苦受难的奴隶，生产的东西很富足，而且没有人世苛重的“王税”，人与人之间不但没有什么欺诈，甚至连智慧也用不到，至于外间世界的一切对他们更是隔绝的，这样的理想社会处处闪耀着儒道思想的光芒，“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社会风貌是儒家“幼有所养，老有所靠”大同世界的借鉴和发展，而我们从《桃花源记》所描绘的秀丽风光和幸福自由生活中，又多多少少可以看到道家“小国寡民”思想的影子。桃花源社会理想的本质是彻底否定现实，直至把社会现实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加以否定，否定最高统治者，进而针对被否定的社会现实，从现实的对立面来构建理想的社会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