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国外出版了俄文版纪实文学作品《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我国甲出版社经与有关著作权人洽商后，于2005年12月取得了该书的中文翻译权和简化字版出版权，在当地版权局办理了版权贸易合同登记手续后，将该选题列入2006年度选题计划报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2006年1月，甲出版社与中国公民杨民签订了作品委托翻译合同。合同约定：甲出版社委托杨民联系译者将俄文版《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于2006年8月底之前翻译成中文，以保证2006年年底之前能够出书；翻译费的标准为45元/千字，出书后两个月内支付；甲出版社享有翻译作品的著作权，译者对翻译作品享有署名权，译者名单由杨民提供；杨民确保不侵犯他人权利。
2006年2月，杨民与中国公民王建签订翻译协议书约定：杨民委托王建将俄文版图书《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于2006年8月底之前翻译成中文；中文版上的译者姓名为王建；翻译费在交稿时一次付清，标准为35元/千字；若译稿存在质量问题，王建应积极配合出版社进行修改。
2006年8月中旬，王建将全部译稿交给杨民，杨民按翻译协议书的约定向王建支付了翻译费。
甲出版社收到杨民交来的译稿后，安排本社助理编辑葛军担任责任编辑。葛军抓紧时间进行编辑加工整理，并针对稿件中存在的问题以甲出版社名义撰写了退修意见，与译稿一起通过杨民交王建处理。王建对译稿作了修改后再次交给杨民。在将修改稿交给葛军时，杨民同时提交了译者名单和授权书各一份。名单中所列的译者为“杨民”，授权书的内容是“《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一书的全体译者授权杨民全权代理全体著作权人跟甲出版社协商议定出版上述作品的全部有关事宜”，落款为“杨民、王建”。葛军当场全部签收。
葛军逐一复核了王建的修改，觉得原来提出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便决定发稿。担任复审的编辑室主任翻阅译稿后，未见葛军提请复审解决的问题，便签字同意发稿。终审者重点抽查部分译稿后，未发现政治性、思想性问题，就同意复审的意见，准予发稿。
2006年11月，面封、扉页和版权页上都标有“杨民译”的《赫鲁晓夫的外交生涯》中文版由甲出版社出版，并由该社总发行。甲出版社也于当月向杨民支付了该书的翻译费。
2006年12月，王建向人民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王建认为：甲出版社与杨民
A. 甲出版社硬性规定作品翻译的时间，侵犯译者的权利
B. 甲出版社出版涉案翻译作品并没有侵犯王建的复制权和发行权
C. 甲出版社侵犯了王建的署名权，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D. 甲出版社支付翻译费的方式违反法规规定
E. 甲出版社既是侵权者，同时也是受害者
1999年6月N出版社出版《××帆》一书后，发现Q出版社于1999年7月出版的《××河》一书的作者、内容均与《××帆》相同。N出版社即向人民法院起诉Q出版社侵犯其专有出版权，要求Q出版社停止侵权、赔偿损失。但Q出版社反诉N出版社侵犯其专有出版权，要求N出版社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经法院调查，作者周某于1998年5月将《××帆》投寄N出版后6个月不见回复，也不见退稿，遂写信给N出版社要求退稿，仍无回复。周某便将稿件转投Q出版社。Q出版社决定采用，于1999年4月与周某签订了出版合同，1999年7月《××河》按期出版。N出版社因编辑人员调动，工作衔接不上，未及时与作者周某联系，也未订立出版合同，但比Q出版社早一个月出版了他的作品。
由甲主编、甲和乙合作编写的一本书交出版社出版。出版合同约定：出版社以版税方式支付甲的主编稿酬，版税率为3%，按实际销售数结算；出版社另以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支付甲和乙的撰稿稿酬，基本稿酬的标准为100元/千字，印数稿酬标准和具体计算方式均按国家版权局的有关规定执行；为方便计算，所有稿酬均在年底结付。
2011年3月，该书出版。定价40元，首印8000册。全书应付稿酬的字数为153800字，甲和乙各撰稿50%。
出版社将该书按六折批发给省新华书店批销中心5500册。到2011年12月，批销中心实现销售5000册，剩余部分未退货，转入下一年继续销售。
2012年1月，甲提出自费订购2000册，并要求按定价的七折购买，出版社同意，并很快把书交给甲。考虑到该书尚有市场潜力，出版社决定重印5500册。该书印出后，又按六折批发给批销中心4500册。截至2012年年底，批销中心退货500册，其余实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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