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谈“讳”
“讳”，在中国很古老。有文献可考的可追溯到孔子。孔子作《春秋》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按理该直话直说，他偏要委屈婉转，吞吞吐吐，首创“春秋笔法”，半隐半露。《谷梁传》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孔子治史的一条原则。以后讳的范围愈来愈大，讳的学问愈来愈深，成为人们立身行事、律己衡人的一条重要道德准绳，更有严刑峻法加以维护，语涉忌讳即有杀身之祸。如朱元璋年轻时家贫，曾做和尚，后来当了皇帝仍有自卑心理，忌讳人说“光”，说“秃”，忌讳“僧”字甚至“生”(僧)字。洪武朝的文字狱多为犯讳，据吴晗统计说杀过十多万人。因触犯忌讳而杀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讳，经过几千年道德的自律，加上权力者血腥的强制维护，不仅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负面的组成部分，且积淀于国民性格中，成为中国人民的痼疾，连小人物阿Q也讳光讳亮讳灯烛，与朱皇帝并无多少不同。如果他坐龙廷，小D怕是头一个被杀头。
讳，并不能抹去朱元璋的历史与阿Q的癞疮疤，却反证了不光彩的东西是硬邦邦的存在。我们的列祖列宗很奇怪，汉语里“讳莫如深”、“讳疾忌医”，无不含贬义，而“直言不讳”、“毫不隐讳”，多用来形容正面的品格，但人们还是一代代地“讳”下来，成为文化积习，缺乏正视民族弱点的勇气。近年可贵之处恰恰在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的各种讨论，不讳正是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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