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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解放路在何方

——《儒林外史》的精神探索

《儒林外史》的深刻性不仅表现在对制度文化层面的批判，而且更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层面，把创作的千钧之力放在对人性的深度解剖上，对生命意趣的探索追求上。我们应当运用心理学、文化学的成果，把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剖析作者和人物的心态，探究其文化历史内涵。这对人类及其社会具有更恒久的意义，也是贯通古今的一条路径。
在作精神、心理的审视中，我注意到：士的精神安顿、精神解放问题，是《儒林外史》深层关注的中心。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特别注意到把读书与做官联结在一起，“诱以官、禄、德”，通过科举制度使读书人“入我彀中”。“学而优则仕”，成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群体价值取向，马二先生就是这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正宗产品。他以拙朴的本性毫无讳饰地讲出老实话：念文章、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举业，就做什么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合理，那他根本不去想，能做官就合理!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就是做官的唯一正途。封建统治者正是充分发挥权力的魔法，使读书人乖乖地做自己的奴才。《儒林外史》没有停留在科举制度这个层面，而是继续深入下去，写到读书人的精神层面：思想如何被戕害，智能如何被斫伤，人格如何被奴化，结果形成了依附性和奴性，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
正是痛心疾首于“马二精神”，吴敬梓让迟衡山斩钉截铁地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
实践这种叛逆的，首先是“作者自况”的杜少卿。他也像现实中的吴敬梓一样，写了一部《诗说》。他批评“而今”“只依朱注”是“固陋”。他常翻朱说，务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说出自己的话。从学术上说，他是在提倡学术中的知性主体精神，具有学术启蒙的意义。这是他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待学问的态度上，杜少卿与马二首先形成对照。
在对待朝廷功令的态度上，杜少卿与马二也形成对照。马二是八股举业的虔诚信徒和传教士，几十年科场不利，他非但毫无怨尤之心，而且弥久弥笃，自觉自愿地让功名的笼头越套越牢。杜少卿则鄙弃八股举业。当马二之辈把受朝廷征辟去做官视为无上荣宠时，
A. 对人性的深度剖析和生命意趣的求索追求
B. 对士的精神安顿、精神解放问题的关注
C. 指出“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群体价值取向
D. 分析读书人如何丧失独立人格而形成依附性和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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